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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名家笔谈】从端砚和淮盐票说“廉洁”精神
【发布时间:2015年11月30日 】【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杂志】
    历代以来,对于为官者,清廉都是一条标准。

  在古代,“一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对应的是“家贫清史在,身老白云深”。前者,是当时的民谚,是对贪官愤怒的写真;后者,是海瑞的名诗,是清廉警醒的自律。在海瑞的眼里,清廉和清白是放在一起的,清廉是为官的政治标准,清白是做人的道德标准。所以,后世者,烈士方志敏有“清贫”之说,将其上升到精神的层面。

  我们不必为清廉再定义和正名,只需重新温习历史,重新寻找那些清廉的榜样,便可以将这面精神大旗高高扬起,既为廉政,也为良心,既为自己,也为百姓。

  作为清廉之官的典型,包拯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并景仰。他任广东端州知州的时候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传为佳话。端州出端砚,自古有名,是向皇帝进贡的贡品。包拯任端州知州,其中的一项任务,便是向民间征收上品端砚,进贡朝廷。在包拯前后任职端州的官僚,没有一个不是借此机会中饱私囊。他们贪端砚为己有的方法,几乎一致,便是大笔一挥将进贡的数目扩大几十倍,然后将余下的端砚,不是据为己有,就是用来贿赂上级官员和朝中权贵,让端砚成为自己升迁的敲门砖和润滑剂。而包拯在任期间,命令匠人只做好进贡数量的端砚之后,不得再做新的端砚。包拯离任的时候,也没有带走一方端砚。

  包拯在意的,是行为不端可能导致的声名和良心受到损害。而对那些利欲熏心之人来说,不要说是区区一方端砚了,就是再名贵的物品,再多的钱财,也敢伸手,更敢毫无愧疚地揣入自己的口袋中。不是人心不古,而是这些人“气血两亏”,缺少了包拯这样的凛然正气,是这些人唯利是图,眼睛“近视”,将端砚量化为金钱的数目。在价值系统的天平上,差距就这样被拉开得如此悬殊。

  曾国藩曾是朝廷重臣,也是清廉为官的典型。他在任两江总督的时候,淮盐和端砚一样,也很出名,是当地获取经济利益的来源之一。曾国藩在任时,亲自创立了两淮盐票,这种盐票的面值是200两银子,但利息很高,一年下来,可以赚三四千两银子的可观利息。后来,盐票水涨船高,从每张200两银子涨到20000两银子。当时,谁的家里只要有一张这样的两淮盐票,就等于发财了。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,盐票又是自己亲自设置并发行的,揣上几张应该不难。即使自己不拿,他的孩子或其他亲属,打着他的旗号拿上几张盐票,他完全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,曾国藩交代自己的孩子和亲属,绝对不可以承领盐票,并命令下属,绝对不可以开口子巧取营私。他离任升官至朝廷时,也没有拿走一张盐票,直至曾国藩去世多年,他的孩子和亲属手中也没有一张两淮盐票。

  重提包拯和曾国藩的旧事,是想说,廉政需要官场的法制制约,也需要官场的伦理学教育,现在,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堂教育课。记得包拯家训中曾说: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”,这是为官伦理学中最高的警戒和惩罚了。这样做,起码让为官者有一丝畏惧。而在曾国藩的家书中,他将“清慎勤”三字家训全都改了,其中第一个字“清”改为了“廉”。未能有廉无以为清,廉是物质性的硬性标准,清是精神性的自省纬度,如此,清廉才可以成为由外到内、由政治到道德的一个整体。这也是官场伦理学必修的一课。(肖复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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