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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中的修身——“身正是范”
【发布时间:2016年03月21日 】【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】

 

《论语》其书

在经过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,经过秦汉之际的以法家及黄老道家治国之后,最终,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贤良对策,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,使得儒家思想跃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(经学)。

在汉代,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成为时人的必读书。后汉灵帝熹平四年(175年),《论语》同《孝经》(一说《公羊传》)一起与其他五经一起刊于碑石,获得了与五经并列的地位。唐文宗大和七年(833)至开成二年(837),《论语》与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再次一起被作为经书刻于碑石,称为“开成石经”,昭告天下。而在此之后历经五代十国直至南宋年间,其作为经的地位一直未曾改变,直到清朝时依然如此。

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“十一经”,收入《孟子》,至南宋时《孟子》正式成为经。唐朝中后期为韩愈、李翱大力鼓吹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经过北宋诸子及后学南宋朱熹等的遥相呼应,最终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一起并称为“四书”,并一举超越五经的地位,成为后世学者所必研读的经典。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更在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钦定教材,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显赫历史地位。而四书五经加上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,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至尊极品——“十三经”。

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至五十九年(1794年),乾隆皇帝命和珅、王杰为总裁,金简、刘墉、董诰、彭元瑞为副总裁,将“十三经”(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)刊刻于御碑之上,计189块,立于太学(国子监),于是便有了现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十三经碑林,又称“乾隆石经”。“乾隆石经”是历史上儒家经典碑刻中最完整、保存最好的一部,也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厚重的一部书。

孔子及其为代表的儒家思想,主要精华就凝聚在《论语》一书之中。它对中国人包括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如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乃至欧美诸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道德观、伦理观、价值观等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。《论语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、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。

在培育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,我们有必要回顾2500年前,回到孔子那里,回到《论语》中,去汲取孔子为政治国的智慧源泉。

《论语》的思想博大精深,包括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学术等方方面面。这里,我们主要学习和汲取的是《论语》中的修身为政治国之道。

身正是范

作为为政者首先要做到以身作则,身正是范,这一点在《论语》各篇、各章节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。

子夏曰:“贤贤易色;事父母,能竭其力;事君,能致其身;与朋友交,言而有信.虽曰未学,吾必得之学矣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

子夏说:对妻子,重品德,不重容貌;侍奉爹娘,能尽心竭力;服事君上,能豁出生命;同朋友交往,说话诚实守信。这种人,即便他说没学习过,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。

随着清王朝的覆灭,君主制随之终结,民族国家得以兴起和建立,而传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、制度等各方面必然会面临着现代性转化。君主虽然不存在了,但是还是有上下级之分的。作为一名为政者,他是否也应该做到对妻子重其品德超过重视容貌呢?侍奉父母,是否应尽心竭力呢?对待上级,是否能身体力行,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呢?当然,下级对于上级所言不正确地方的还要进行劝谏,所谓“君子和而不同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。此外同朋友交往,是否说话诚实守信呢?答案自然是肯定的。

先秦儒家(包括后代儒家比如汉儒、宋明儒)是非常讲求言行一致、知行合一的。它认为知道了就一定要去践行,不去践行那证明他所谓的知不是真知。所以,孔子的高徒子夏才说,能够做到以上几点的,虽然他说没学习过,也就是说文化程度不一定高,但是他一定会说这个人已经学习过了。因为这个人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做人的真谛。如果一个为政者能够以身作则、身正是范,必定会影响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下属跟着去学习。那么,整个国家、社会的风气必然会为之焕然一新。

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贤相,郑简公、郑定公时执政二十二年。当时正值晋、楚两国争强、战争不息的时候,郑国地位冲要,而周旋于这两大强国之间,子产却能不低声下气,也不妄自尊大,使国家得到安全和尊敬,真可谓古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子谓子产,“有君子之道四焉:其行己也恭,其事上也敬,其养民也惠,其使民也义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孔子非常敬重子产,他评论子产说:“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之道: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,他对上级负责认真,他教养人民以恩惠,他役使人民合于正义。”

那么,现代的为政者是否应从中借鉴一二呢?管理者应该端正自己的容貌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曰:“勿不敬,俨若思,安定辞,安民哉!”意思是说,不要不敬,仪容要端庄稳重,如有所思,措辞要安详确定,这样才能安定民心呀!孔子的高徒曾子亦言: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:动容貌,斯远暴慢矣;正颜色,斯近信矣;出辞气,斯远鄙倍矣。笾豆之事,则有司存。”即曾子认为君子行道应该重视三件事情:变动容貌,才能避免下属粗暴和怠慢,端正脸色,就近于诚信了;衷心发出言语声气,就会远离粗鄙悖理。也只有如此,下级才能敬重你,认可你,支持你。为政者对于上级应该认真负责,对待下级应该施以恩惠(非借小恩小惠拉拢人心之意,而是说让下级时时感觉到上级在关心体贴自己);在支使下属的时候要合于道理,也就是说不能无缘无故地支使下属;每一个下属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,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他当然不会说什么,否则便会招致怨声载道、人心离散。再如:哀公问曰:“何为则民服?”孔子对曰:“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;举枉错诸直,则民不服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

在这里,鲁哀公向孔子问如何为政,他问道:“要做些什么事才能使百姓服从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,放到邪曲的人之上,百姓就服从了。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出来,放在正直的人之上,百姓就会不服从。”所谓上行则下效,上梁不正则下梁歪,《墨子·兼爱中》言“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,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,胁息然后带,扶墙然后起。比期年,朝有黧黑之色。”(《韩非子·二柄》:“楚灵王好细腰,而国中多饿人。”《后汉书·马廖传》:“传曰: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。”)都是同样的道理。它提醒为政者不但自己要以身作则、身正是范,同时在选拔任用人才的时候也要注意:一定要把贤良正直的人、受人爱戴的人提拔出来,否则把那些只会阿谀逢迎、溜须拍马而一无是处的小人提拔出来,其他人就会有怨言,也就不会服从你,即使口头表面不反对,背后也会指责你、批评你。

这样的例子在《论语》中可谓比比皆是,再比如: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

季康子(鲁国执政大夫)向孔子问为政。孔子回答说:“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。您自己带头端正,谁敢不端正呢?”

子路问政,孔子说:“先之,劳之。”请益(增加)。曰:“无倦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

仲弓为季氏宰,问政。子曰:“先有司,赦小过,举贤才。” 曰:“焉知贤才而举之?”曰:“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,人其舍诸?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

这里讲的也是一个为政者以身作则、身体力行、身正是范的道理。凡要求下属所应有的德行,应以身作则,先于他们去践行,那么下属就会不令而行。凡是要求下属的事情,要能够做到亲身从事,那么他们即使劳苦也不抱怨。而且要如此行事,不知疲倦。也就是说要坚持这样去做,不能虎头蛇尾,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

仲弓做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家臣,向孔子问如何管理政事。孔子说:“自己先劳神费心,再让主管人员积极主动做好其职务工作,赦免他们的小过错,选拔贤能的人才。” 仲弓问:“怎么能知道贤才而选拔他们?” 孔子说:“选拔你熟悉了解的人。你所不了解的贤人,别人会舍弃他吗?”

子曰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

子曰:“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

孔子说:“你本身行为正当,不发命令,事情也行得通;你本身行为不正当,纵使三令五申,下属也不会信从。”孔子又说:“假若端正了自己,治理国政有什么困难呢?连本身都不能端正,怎么去端正别人呢?”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:“如杀无道,以就有道,何如?”孔子对曰:“子为政,焉用杀?子欲善,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,必偃。”

鲁国执政大夫季康子就以此来向孔子问如何为政,他说如果诛杀无道之人,使得他们向有道之人靠近,这样做可以吧?孔子断然否定了这一想法。孔子认为,为政治国,怎么能一味用杀伐呢?如果你想为善,那么人民就跟着为善。为政者之美德就像风儿一样,小人之德行就像野草一样。风从野草上经过,野草必然会为之折伏。(常会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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